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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幾方印鑒看傳蘇軾《木石圖》中隱藏的真偽問

瀏覽量: 發布日期:2018-11-24 14:04 來源:億緣文化

2018年6月,早年流失日本的傳為蘇軾的《枯木怪石圖》(又稱《木石圖》)現身香港佳士得,一時間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注。諸多學者、業內人士就畫心(內容、筆墨、布局、意境、“思無邪齋之印”歸屬、文獻記載)、劉良佐跋(人物考證、“海岳翁”稱號合理性、“良佐”印斷代)、米芾跋(字形、筆法、筆勢、氣韻、詩文內容、存在合理性、“文武師胄芾章”歸屬)、全卷裝幀等問題進行過詳細的分析解讀。而筆者在此文提出的是對畫卷中“楊遵之印”、“長宜子孫”、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、“繼軒” 、“沐璘廷章”及“復齋珍玩”真偽問題的疑議,結合此前學者就書風畫風及題跋等的分析,應該說,這一《木石圖》作偽嫌疑不小。

現身香港佳士得的《木石圖》(傳蘇軾)現身香港佳士得的《木石圖》(傳蘇軾)

  在此之前,大眾對《木石圖》的印象皆來自一般的印刷品,圖像質量較低,而張珩先生《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·繪畫一》則記有:“紙本墨畫,無款,前作枯木一株,樹干扭屈,上出二枝……樹根小草,作隨風披拂狀,中間較大者,上偃如巨然法,樹后巨石……此圖純以筆墨趣味勝,若以法度揆之,則失矣。此卷方雨樓從濟寧購得后乃入白堅手,余曾許以九千金,堅不允,尋攜去日本,阿部氏以萬余得去。”及徐邦達先生《古書畫過眼要錄》:“東坡以書法余事作畫,此圖樹石以枯筆為勾皴,不拘泥于形似。小竹出石旁,蕭疏幾筆,亦不甚作意。圖贈馮道士,其人無考。馮示劉良佐,良佐為題詩后接紙上。更后米芾書和韻詩,以尖筆作字,鋒芒畢露,均為真跡無疑。書畫紙接縫處,有南宋王厚之順伯鈐印。蘇畫傳世真跡,僅見此一件。劉良佐其人無考。”因此二人認定其真,然而,畫卷重新面世后,有關其真偽的爭論便不絕于耳。

“楊遵之印”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楊遵之印”《木石圖》“楊遵之印”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楊遵之印”《木石圖》

  “楊遵之印”為元代文人楊遵所用黑印。唐、宋時期所用雖黑印意義不明,但其后黑印應是印鑒所有者為祖、父輩守喪百日內所用的印章,在書畫作品中極為少見。除《木石圖》外,“楊遵之印”亦見于元趙孟頫《雙松平遠圖》(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),業界多認定兩卷中的“楊遵之印”為同一方印章。若將鈐印手法、印泥差異、經年殘損、拍攝角度等因素考慮在內,對比《木石圖》卷中的印跡與《雙松平遠圖》卷中的印跡,不難發現,兩方印跡乍看相似,細究卻有很大出入。元代私印多追求漢印中正平和之美,因此印面多字法穩健,章法有序,肥白充盈方寸之間,《雙松平遠圖》卷印章兼具這些特點,而《木石圖》卷明顯線條粗細不均,字形呈傾斜勢態,章法略顯狹仄,白少留邊過多。細節處如二者的“楊”字“木”的左弧線和“日”下的橫線、“遵”字“寸”的線條力度、“之”字右弧線的收勢、“印”最下弧線的殘損狀態、印面左側的留邊等,都有明顯差異。若根據孫向群先生《<楊氏集古印譜>考辯》一文推論,楊遵生年在1317-1321年間,他的祖父母、父親楊載在其幼年便已過世,那時的他未必有能力鑒賞書畫,因此此印極可能是母喪期間所用,并且之后也不會再用。而百日內的印章不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,可見這是兩方不同的印章。《雙松平遠圖》先后經平西沐府、安岐、清內府、譚敬過眼珍藏,是學界公認的真跡。若以此為范本進行比對,兼顧此印的特殊性,《木石圖》中“楊遵之印”的存偽嫌疑較大。另外,佳士得圖錄記載楊遵活動于1294-1333年,然筆者能力有限,目前尚未查到詳細考證依據,文中只能暫時按下不表。

“長宜子孫”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長宜子孫”《木石圖》“長宜子孫”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長宜子孫”《木石圖》

  “長宜子孫”亦為楊遵印,印鑒情形如“楊遵之印”相同。比對時將鈐印的輕重力度和墊紙厚薄納入參考,發現《木石圖》卷中“長”、“宜”二字與《雙松平遠圖》卷極為相似,但“長”字右弧線彎轉處更顯棱角,左弧線卻少了《雙松平遠圖》卷的S型波折,“宜”第一筆下弧線右側下壓,同時兩豎右斜,若以紙面不平解釋似乎也通。另外,對比《雙松平遠圖》卷左右邊字跡和邊框,可推測鈐印者落印時按壓力道偏重右側,因此印面自右向左線條逐漸轉細,顏色也漸趨于淡。而《木石圖》卷用力均勻,所示印跡也較厚重,因此兩卷中的“子”、“孫”出現了較大差異:“子”尚可用左側力度不同來解釋弧線包攏角度不一的問題,但《木石圖》卷中應更為粗長的“孫”字中的橫線,卻明顯縮短,偏旁“子”的左右弧線包攏起的空間,也明顯由方變圓,偏旁“小”的下部圓形空間則略有壓扁,使得左右偏旁的上下位置亦產生微妙的差距。若說此橫線屬后期殘損變短,那為何《雙松平遠圖》卷橫線有左右向中間下聚的趨勢,而《木石圖》卷則是平勢?如此來看,《木石圖》卷“長宜子孫”極有可能是一方高明的仿印。

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《多景樓詩冊》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《多景樓詩冊》

  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《木石圖》

  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為明代西平沐府特有的書畫鑒藏印,其印主為沐昂或沐璘。最常見印跡多出現在宋人小品中,如《海棠蛺蝶圖》、《仙女乘鸞圖》、《仙山樓閣圖》等,另外米芾《多景樓詩冊》中也有此印跡。此印中“子”扁“孫”長,“之”字也較扁,極易辨認。《雙松平遠圖》中所鈐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印跡,與前一印跡相比,除“黔寧”二字外,其余八字均勻排布,屬印文相同的另一“版本”。而《木石圖》中所鈐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,雖肖似《雙松平遠圖》卷,但“黔”、“王”、“孫”、“保”在字形結構和線條厚度上有著明顯的差異。若說《雙松平遠圖》卷為《木石圖》卷的后期補刻,那“孫”左偏旁的“口”字不至于出現《雙松平遠圖》卷右傾、《木石圖》卷左斜的情況,《雙松平遠圖》卷豎線亦不能此般纖細。因此,兩卷中的印章應不是同一方。

“繼軒”《龍舟競渡圖》、“繼軒”《木石圖》“繼軒”《龍舟競渡圖》、“繼軒”《木石圖》
“繼軒”半印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繼軒”半印《木石圖》“繼軒”半印《雙松平遠圖》、“繼軒”半印《木石圖》

  “繼軒”為沐璘私印,但畫卷中所見不多,目前所知有王振鵬《龍舟競渡圖》中一方(真偽待考)、馬和之《鹿鳴之什圖》中一方(已漫漶不清)、趙孟頫《雙松平遠圖》中半方,以及《木石圖》中一方,這些印章都鈐在騎縫處,可見“繼軒”應為沐璘專用騎縫印。將印面完整的兩方做比對,其中《龍》卷所鈐印跡除左右弧線圓轉,其余橫豎線條皆平直,轉折亦方正,與《木石圖》卷中轉折圓滑的印跡有所不同。而將《木石圖》卷中“繼軒”印裁剪一半,與《雙松平遠圖》卷中“繼軒”半印相比,不難發現二者出入甚大。但因《雙松平遠圖》卷印只有半方,并不完全具備范本的功效,只能從旁佐證。 

“沐璘廷章”《多景樓詩冊》、“沐璘廷章”《木石圖》“沐璘廷章”《多景樓詩冊》、“沐璘廷章”《木石圖》

  “沐璘廷章”為沐璘鑒藏書畫常用私印,多見于米芾《多景樓詩冊》、李公麟《免胄圖》、李嵩《四季花籃圖》、《水竹居》等作品,馬和之《鹿鳴之什圖》尚清晰的半印也肖似此印。另外,王振鵬《龍舟競渡圖》中亦有“沐璘廷章”一枚,同為漢印風格,但印面差距較大,對比細節排除《木石圖》與其為同一方印章的嫌疑。細觀印面,《木石圖》卷與《多景樓詩冊》在線條弧度、字法結構和章法排布上有相似之處,留白的粗細及弧線的斷裂可用印章使用年份較長、擦拭殘損及印泥變化等原因解釋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沐璘作為黔寧王子孫,文房所及異常講究,其印鑒因年代、裝幀損耗如《鹿鳴之什圖》卷者,也不曾出現如《木石圖》卷般粗糙劣質的呈現效果,這種殘損的印面、易出毛邊的印泥、急躁的鈐印手法都不似尋常真跡中所見的閑適清悠。由此推斷,《木石圖》卷中的“沐璘廷章”并非沐璘在世時所鈐。另有一種可能是此印為真,流落于后人之手得此卷而鈐。然印面所見的老舊狀況須持印者大量使用才能出現,而筆者在整理明后書畫作品時,未能再見此印鑒,可見用之甚少,印面變化的條件便難以成立。因此,《木石圖》卷中的“沐璘廷章”極可能是專門仿制“殘損版”的作假印鑒。

  以上五方印章皆有可確認真跡的范本比對,而南宋王厚之印鑒雖有《砥柱銘》中“臨川王厚之順伯復齋集古金石刻永寶”、“臨川王厚之順伯父印”,但因其真偽爭議略大,并不能以其為范本,另歐陽修《集古錄跋》中有一方極淡的隸書“王厚之印”,不辯真假。目前只余《鐘鼎款識》一書中的“復齋”、“復齋珍玩”和“厚之私印”三方印鑒,勉強可與《木石圖》中印鑒比對。“厚之私印”《木石圖》中未曾出現,“復齋”因篆體不同略過不提,而“復齋珍玩”仔細辨認下可發現其字形、字法出入很大,但《鐘鼎款識》本為拓本,流傳過程中絕對真實性會有所降低,因此印鑒的范本價值已打折扣不足為證,且此類印鑒也更易被后世造假借鑒,所以“復齋珍玩”亦是存疑。另外,王厚之在《木石圖》中鈐印有十二方之多,這與《鐘鼎款識》中僅三方印章反復使用的情形相比有一定差距,而且對比南宋至元初的鑒藏家賈似道和周密,這個鈐印數目也是驚人:賈似道在黃庭堅《松風閣詩卷》中鈐印四方,周密在趙孟堅《凌波圖》和趙孟頫《行書雪賦卷》中各鈐印三方。不論與己還是與同時代人比較,《木石圖》中王厚之鈐印都顯得過于繁復,這也是令筆者生疑之處。

  另香港佳士得在拍品宣傳冊中,拖尾俞希魯跋文后為明代郭淐跋文,郭尚書淐,淐字原仲,新鄉人。性端謹,語出驚人。為中州第一秀才。萬歷乙未(1595年)成進士。卒時,年六十。賜祭葬廕,贈禮部尚書。名其齋曰:適量齋。謂:窮通得喪,莫不有量。貪賤未嘗,無樂富貴。未嘗無苦,貴適其量。《中州人物考》孫奇逢撰。郭淐有齋,名適量齋。由此,郭淐的“適量齋”齋號可信。而佳士得公司僅憑此印在俞希魯名款旁(鈐印三次于《木石圖》上),便指認是俞希魯用印,甚為不妥。

“復齋”《鐘鼎款識》、“復齋”《木石圖》“復齋”《鐘鼎款識》、“復齋”《木石圖》
“復齋珍玩”《鐘鼎款識》、“復齋珍玩”《木石圖》“復齋珍玩”《鐘鼎款識》、“復齋珍玩”《木石圖》
“厚之私印”《鐘鼎款識》“厚之私印”《鐘鼎款識》

  行文至此,再結合題跋來看,相繼出現的王厚之、楊遵、沐璘(或有沐昂)、俞希魯等人,讓筆者不由聯想到清倪濤《六藝之一錄》中的記載:“譜(《楊氏集古印譜》)始集于浦城楊遵宗道,備載襄陰王公師魯、番陽周公伯溫、金華王公子兗、京口俞公希魯所撰文,后歸吳郡陸友友仁,則有高郵龔璛先生及內翰虞文靖公、揭文安公為賦‘衛青’玉印詩文,可為左驗。今藏西平沐府。”這是唐之淳于1398年所作《題楊氏手摹集古印譜后》,其中提及《楊氏集古印譜》為楊遵所攥,序言為俞希魯所撰,印譜現藏于西平沐府,按唐的生辰(1350-1401)和題印譜時間推算,1397年時印譜已在沐府,應涉及沐昂、沐璘兩代人。而虞文靖公(元代撫州崇仁人虞集)所賦“衛青”玉印詩文,全名為《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為漢物求賦此詩》。一卷《木石圖》,涉及印譜中提及的至少四位人物,這種重合比率略高的巧合,不禁讓人推測:《木石圖》的流傳收藏印跡是否以《楊氏集古印譜》為本,杜撰而來?若真是如此,那作偽者在印學上應該有著極高的造詣。當然這種推測有一定的主觀臆斷性,并不能作為判斷的全部依據。

《六藝之一錄》《六藝之一錄》

  此外,《木石圖》中的六方印鑒通讀完,不難發現問題所在,即六方中有三方半印鑒與《雙松平遠圖》中印鑒相似,其中三方(“楊遵之印”、“長宜子孫”、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)又可以確認與《雙松平遠圖》中印鑒并不相同。值得玩味的是,“楊遵之印”和“長宜子孫”的位置排布,兩卷極為相近,皆是一黑一朱上下緊挨鈐于畫心右側;《木石圖》卷中的“黔寧王子子孫孫永保之”印鑒并沒有選擇常見的《多景樓詩冊》本、而是選擇了少見的《雙松平遠圖》本進行仿制,且鈐印位置雖有所變動,但基本都在畫心右側;“繼軒”印鑒雖然位置不同,但都是騎縫處押印。巧合之多,讓人不禁如此推論:此幅《木石圖》卷中的印章仿制者,應是對《雙松平遠圖》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,且年代不會早于明代。因聯想起譚敬曾仿制美國辛辛那提藝術博物館藏本《雙松平遠圖》,筆者一度將其納入考證范圍。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文獻資料,印鑒比對又無相似之處,無充足證據下只能作罷。

《雙松平遠圖》三印位置、《木石圖》三印位置《雙松平遠圖》三印位置、《木石圖》三印位置

  另可一記的是,雖然劉良佐其人無考,而其跋文的書法氣息與風格看,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均不太可能到宋,其書風與譚敬所偽造的趙原《晴川送客圖》(現藏美國)的題跋書風對比看,也頗有讓人玩味之處。

  《木石圖》中劉良佐題跋書風(左)與譚敬所偽造的趙原《晴川送客圖》(現藏美國)的題跋書風對比
綜上所述,筆者認為《木石圖》中已確認的印鑒偽制有極大可能是在《集古印譜》和《雙松平遠圖》的基礎上進行,且年代必在明后。由印鑒推及畫作可見,卷中所鈐存疑印鑒或偽印的時間跨度之大,幾乎涵蓋整張畫的可考流傳年代,這在書畫遞藏中顯得尤為不合理,再結合之前諸家所言,《木石圖》的真偽可謂一目了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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